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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米•冯•N夫人(弗洛伊德个案)


来源:互联网    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日期:2014-10-02    浏览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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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娜•O的治疗引起了弗洛伊德对催眠的兴趣。早在1882年,弗洛伊德就从布洛伊尔那里听到了安娜的病例,1885年10月,他到巴黎跟随夏科学习催眠,前后有六个月时间。他把安娜的病例告诉了夏科,但夏科对此并不感兴趣,这给弗洛伊德浇了一盆冷水。1886年,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,开了一间自己的诊所,并与玛莎结婚。这时的弗洛伊德,要么是沉醉于新婚燕尔的快乐之中,要么是鉴于他那位前辈同乡梅斯梅尔的遭遇而有些犹豫。总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,他还是限制自己只使用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,包括电刺激、水疗法、按摩疗法等(Jones,1953,Chapt。12)。“由于对治疗结果不满意,他从1887年12月开始使用催眠,显然,他试图想把病人的症状压下去。”(Ralph R。 Greenson:《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》)
  从夏科那里,弗洛伊德知道了癔症并非是一种女子特有的疾病。但在催眠方面,他更倾向于南希学派,虽然他们和以夏科为首的萨尔拜特利尔派水火不容。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海姆认为,催眠就是“诱发一种增强人对暗示的感受性的心理状态”。弗洛伊德一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。例如,他曾接诊过一个女病人,这个病人名叫苔莎,25岁,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佣人,接连几个星期在夜间醒来就半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,几乎不吃东西,体重急剧下降。弗洛伊德诊断她为癔病,并给她做催眠治疗。
  他把指尖轻轻地放在姑娘的眼皮上,说了些安慰的话。等姑娘入睡后,他便暗示说,她本来是个健壮的姑娘,她的病会好的;她用不着害怕回到自己的房间去,她的胃口会好起来的,夜里也能睡得安安稳稳。十分钟后,他唤醒了苔莎。苔莎睁开眼睛惊讶地叫道:“医生先生,我都不相信,我饿得慌呢。我要买一个甜面包圈儿,在回家的路上吃。”(欧文•斯通著,朱安等译:《心灵的激情》P。379)
  催眠治疗的这种基本框架至今亦然。但弗洛伊德在一开始使用催眠疗法时,安娜的所谓“谈话疗法”就始终在他脑际萦绕。为了对催眠有更多的了解,弗洛伊德曾于1889年专程到法国拜访了南希学派的两位催眠大师伯恩海姆和利波特,并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述了“谈话疗法”的过程,但和夏科一样,两位大师对此反应极为冷淡。伯恩海姆甚至告诫他:“那样做无异于让医生去充当听人忏悔的牧师。”弗洛伊德再次陷入孤独之中。但他并没有退缩,他决定沿着自己的方向继续探索下去。
  1889年,弗洛伊德给埃米•冯•N夫人进行了治疗,这个病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因为在这个病例中,弗洛伊德第一次想通过催眠来达到宣泄(catharsis)的目的。这可以看做是精神分析在治疗理论上的第一个假设,即: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(癔症症状)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,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,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情感时,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。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。(布洛伊尔、弗洛伊德:《癔症研究》,车文博主编:《弗洛伊德文集》第1卷第25页)
  这里要强调的是,弗洛伊德在一开始就把处理情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。他认为,创伤性事件必定伴发有相应的创伤性情感,渲泻并不是单纯的记忆再现,而必须要包括与其相伴发的创伤性情感才会有效。可以说,正是考虑到了情感这一因素及其在文化中的意义,才有了后来精神分析中的一系列理论假设。
  埃米•冯•N夫人40岁,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庭,23岁结婚,丈夫是个显赫实业家,比她大很多,婚后不久即死于中风。这之后的14年中,埃米一直为各种病痛所苦,频繁在各地旅游,接受过电疗、水疗等。她有两个孩子,他别为14和16岁,患有神经过敏。几个月前,埃米的病情加重,有抑郁、失眠、疼痛,被推荐到弗洛伊德处就诊。弗洛伊德建议她与孩子分开,住到疗养院去,以便可以“天天去看她”,埃米接受了。
  弗洛伊德几乎是按照日志的方法逐一记录埃米的治疗过程,在讨论中,他把重点放在说明癔症的发病机制和各种症状的关联上。这里我们从治疗的角度做一点简单的说明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,埃米“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对象”(布洛伊尔、弗洛伊德:《癔症研究》,车文博主编:《弗洛伊德文集》第1卷第59页),因此,他一开始用的仍然是催眠暗示:我只要面对着她,握住她的一个手指,命令她入睡,她就陷于迷茫和糊涂的样子。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,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等。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,她的面部逐渐放松,显得很平静的样子。(布洛伊尔、弗洛伊德:《癔症研究》,车文博主编:《弗洛伊德文集》第1卷第59页)但在接下来的治疗中,弗洛伊德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让病人接受暗示,他开始在催眠状态下与埃米谈话,并引出了埃米的一连串童年的经历:傍晚,在催眠状态下……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,她答道:“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。”我问她什么时候,她又说:“最初是我5岁时,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,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痉挛。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,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,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;当我7岁时,我出乎意料之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;8岁时,我弟弟经常披着被单,扮成鬼来吓唬我;9岁时,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,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,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。”(布洛伊尔、弗洛伊德:《癔症研究》,车文博主编:《弗洛伊德文集》第1卷第60页)
  在随后的治疗中,弗洛伊德采用了大致相似的方法,对埃米实施催眠,叫她讲述她的每一个症状的起源。他询问埃米,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什么引起她的恐惧、令她呕吐、或者让她心烦意乱等等。埃米的应答是唤起了一连串的记忆,通常还伴随有强烈的情感。
  之所以如此做,弗洛伊德说:“我的治疗旨在扫除这些画面,使其不能再展现在她眼前”。在传统催眠中,扫除这些画面主要靠治疗师的暗示,病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暗示;而弗洛伊德在这里则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,与病人对话,让她谈出这些画面,即所谓“渲泻”,以此来达到清除的目的。不难看出,对埃米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娜的“谈话疗法”的延续。但弗洛伊德并不只是停留在对病人施行催眠上,他在探索这种方法的意义和可能达到的治疗效果。“渲泻”显然已经包含了“压抑”的意义:
  当患者处于正常心理状态时,这些经历完全不在他们的记忆中,或只是以非常扼要的形式存在于记忆中。只有在催眠状态下讯问患者时,这些记忆才像最近的事件那样鲜明地呈现出来。(布洛伊尔、弗洛伊德:《癔症研究》,车文博主编:《弗洛伊德文集》第1卷第27页)
  但此时,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和意识层次划分的观点还未明确。直到后来,当他详细地阐述了压抑的本质和潜意识的意义之后,才做出了精神分析治疗的第二个完整的理论假设:一旦潜意识的内容上升到意识层面,病人的症状就会消除。
  随着治疗的进行,埃米逐渐适应了与弗洛伊德的谈话方式,而且在醒觉状态下也能谈出她既往的一些经历。这可以说是自由联想法的萌芽。
  精神分析与催眠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。从一些文献上看,弗洛伊德在世时就已经有人认为,精神分析不过是一种暗示(suggestion)。但弗洛伊德一直都在批驳这种观点,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与暗示有着本质的不同,甚至把精神分析比喻为“金子”,把暗示比喻为“黄铜”,这种口吻与他一贯的掌门人气派并无二致。尽管如此,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犹未平息。例如,英国学者Fisher就提出,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都可以归结到催眠当中,夏科本人就曾宣称,弗洛伊德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。Fisher认为,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催眠而提出来的。事实上,弗洛伊德一直在使用催眠,只是他所用的诱导方式不同,他称之为“自由联想”。弗洛伊德的治疗室设置,他那些奇特的、富于异国情调的摆设、墙纸的颜色和样式、他的声望、他本人在治疗中的表现,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即刻的暗示。弗洛伊德很清楚,所有的催眠其实都是自我催眠(self-hypnosis),他只是推进了来访者的这种自我暗示过程,并且没有使用喋喋不休的言词去影响来访者,而那些缺乏经验的治疗师在治疗中总是说个不停。
  Fisher的说法肯定要招致正统精神分析家的痛斥,甚至闹到开除他的会员资格,就像当年APA对待霍妮那样,不过好在他本来就不是精神分析师。Revenstorf等把诱导出现的入静也称为催眠,并将其深度分为四个等级:浅催眠、嗜睡、木僵和梦游。(Revenstorf等著,赵旭东译:《催眠治疗与催眠现象》,《云南精神医学》2000年第一期,第55-61页)以此而言,则把自由联想比为催眠状态亦不无道理。当然,把精神分析等同于催眠未免失之偏颇,但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,则至少在治疗技术上是可以讨论的。例如,中国的来访者对“自由联想”的接受程度就很值得研究,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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